中國佛教史上的高僧如雲,但真正被大眾所熟知的並不多,除瞭極少數頂級的祖師如玄奘、達摩、惠能之外,其他的祖師大德幾乎都隻被學佛者知曉。但與之相反的現象是,坊間對於“和尚的花邊醜聞”一直情有獨鐘,而且千百年來演繹成瞭種種戲劇性極強的故事。比如所謂的“不負如來不負卿”,即便邏輯不通且有悖常識,仍舊被寫成瞭大量的文字甚至搬上瞭熒屏。除瞭倉央嘉措抑或是鳩摩羅什之外,還有一位高僧的故事成瞭懸案,他便是玄奘三藏的高足辯機和尚。
這個故事大概便是說,唐太宗李世民的愛女高陽,縱使深得其父皇的喜愛,卻仍舊無法逃脫被包辦婚姻的命運。他被唐太宗指定嫁給瞭中書令房玄齡之子房遺愛,卻在婚後行為極其不檢點,與玄奘高足辯機和尚,也就是《大唐西域記》的主筆者私通有染。唐太宗大怒,腰斬瞭辯機和尚,相關的奴婢數十人也因此喪生,高陽公主卻依舊受到寵愛。永徽四年,長孫無忌誣告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高陽公主在獄中自盡身亡。
這極具戲劇性的故事產生的影響非常大,而其中重要的原因便是它的出處,在兩部重量級的史書中都有辯機與高陽的“風月案”的記載。這兩部史書分別是北宋文豪歐陽修編著的《新唐書》,以及北宋名臣司馬光編著的《資治通鑒》,故而在宋仁宗之後,這個故事便愈演愈烈,千百年來幾乎成為瞭板上釘釘的史實。《新唐書》寫辯機的死因是“被賜死”,而《資治通鑒》中則演變成為瞭“被腰斬”,自此以後的宋朝民間話本更是添油加醋,辯機與高陽的故事幾乎傢喻戶曉。
當然,這個故事的細節非常多,粗粗看來也相當合理,但細究之下,其中邏輯不通的地方極其多。或許有讀者會問:“莫非你是想為辯機翻案嗎?你是個佛教徒!”翻案,筆者沒有這個能力,也沒有這個興趣,並且不存在出於私心為佛教人物辯護的動機。事實上,某些佛教徒對於辯機的事情,已經站在佛教的角度給出瞭合理的解釋——這是高僧另類的示現,是為瞭警醒眾生。對於這種說法, 筆者也不置可否,本章筆者隻是想談一談個人對於“辯機風月案”的分析,至於它的真偽,其實並沒有那麼重要。
歷史上關於辯機的資料非常少,他的生年以及平生的過往幾乎不得而知,史料中隻有關於他的事跡的零星的記載。“辯機遠承輕舉之胤,少懷高蹈之節,年方志學,抽簪革服,為大總持寺薩婆多部道嶽法師弟子”(季羨林《大唐西域記校註》),由此可見他15歲便剃度為僧,他的剃度恩師是大總持寺的主持和尚釋道嶽。但是,道嶽在貞觀八年時,就從大總持寺移居到普光寺,從此以後被人尊稱為“普光寺道嶽”。但辯機一直以來都被稱為“會昌寺辯機”或者是“大總持寺辯機”,而從未與普光寺發生聯系,這一個細節是相當重要的。
根據唐時佛教戒律:出傢人為沙彌時,必須跟隨剃度恩師。據此我們可以推斷出,在貞觀8年道嶽移居普光寺時,他並非是沙彌的身份,而是比丘的身份,沙彌受具足戒成為比丘的最低年齡限制,在20歲。各位一定要註意的是,唐朝對於僧人的授戒和僧籍管理是非常嚴格的,僧人受戒不僅需要授戒恩師,還要有大量作證的僧侶以及官方人員。絕對禁止私度的唐朝佛教制度(在中後期,制度逐漸松散),規定僧人受具足戒的地方即為他的僧籍所在,而大總持寺後來改名為會昌寺,故而能夠推斷出辯機在貞觀八年最少年滿20歲。
故而,我們推斷出辯機“最小年齡”下的出生年份,即貞觀八年滿20歲受戒,貞觀三年僅15歲就剃度出傢,那麼他應當出生的年份是隋朝的大業十年,即公元614年。
而高陽公主的年齡,在史料上也沒有明確的記載,《新唐書》將其定位為“唐太宗第十七女”,實際上準確性也是較低的。根據《全唐文》、《舊唐書》以及先後出土的唐代公主墓葬墓志銘等資料,在唐太宗諸多的女兒中,高陽公主的排名在第二十四位,在城陽公主之後、金山公主之前。原因是《新唐書》對於唐太宗所生公主的記載有缺,即漏掉瞭蘭陵公主之前、清河公主之後的5位公主,這些公主未見於《新唐書》的原因都是過早夭折。
《新唐書》雖然也躋身於正史之流,但它在材料的選取上很不講究,歐陽修這個人雖然文采超群,但他在史學上的成就是不如司馬光的。在《新唐書》問世之初,當時與歐陽修同時代的人就對其大加伐撻,認為其在治學態度上非常不嚴謹,很多材料的出處要麼不詳要麼就來自野史筆記。而緊隨其後的《資治通鑒》,編纂者司馬光雖然基本上都是以正史為依托的,但他對於唐初的記載還是援引在他之前的《新唐書》以及《舊唐書》,很多說法都是以訛傳訛的。
那麼。如何推斷出高陽公主的年齡呢?根據唐高宗李治的年齡來推斷,城陽公主與李治是同父同母的親兄妹,唐高宗李治的生卒年是非常準確的——貞觀二年六月庚寅。對於高宗李治的生卒年,所有的史料都是一致的,這一點上不存在疑惑。城陽公主的生年不詳,但她至少在貞觀三年六月才出生,因為她的母親生李治要經歷懷胎十月以及四十天的月子,按最快的速度產下城陽公主也要再過一年。城陽公主嫁給瞭杜如晦的兒子杜荷,之後杜荷參與瞭太子李承乾的謀反事件,而李承乾在貞觀十七年被貶為庶民。
按照唐代女子“13歲到19歲出嫁”的基本慣例,城陽公主大致是出生於貞觀三年或四年,在13或者14歲的時候嫁給瞭杜如晦的兒子。而高陽公主緊隨其後,出生時間最早在貞觀三年六月之後,她出嫁的年份是貞觀十六年,當年13歲左右。如此,我們便能夠推斷出高陽公主與辯機大致的見面時間,最早應當在公主出嫁之後的貞觀十六年(642年),這一年高陽公主年僅13歲,而辯機和尚已經28歲瞭,兩個人的年齡相差15歲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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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兩個年齡相差如此懸殊,且身份地位不同的人,是如何相遇並且相愛的呢?
翻譯過來的意思就是,高陽公主與房玄齡的兒子房遺愛外出打獵,與當時的辯機和尚相遇瞭,然後兩個人就一見鐘情,然後便有瞭後面所謂淒婉的愛情故事。而《資治通鑒》中的描繪則更加惟妙惟肖瞭,以短短的數十字交代瞭完整的情節,並且看起來非常符合大眾的認知,以致於辯機和高陽公主之間的故事成為瞭經久不衰的佛教文學類題材。
在筆者看來,這段話的前後內外,存在大量的矛盾之處,而且很多屬於歷史常識類的硬傷。
第一點在於,辯機與高陽公主相遇的地點,歐陽修與司馬光的說法存在很大的漏洞。辯機在貞觀十九年才進入玄奘當時所在的弘福寺譯場,此前他一直在會昌寺,按照唐朝當時對於僧尼日常生活的規范條例,辯機是不可能隨意外出的。唐高祖武德年間就下令:“僧尼無事,須安居寺院,不得隨意外出”,到瞭唐太宗李世民的貞觀年間,更是規定“凡僧尼外出,須嚴格驗視僧籍度牒,且予以登記”。大傢一定要註意的是,在唐朝做和尚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尤其是在唐朝早期,政府對於僧尼有著嚴格的管控。
唐代的老百姓有著非常嚴格的戶籍制度,而僧眾也有僧籍制度,並且有日常行為準則規范。辯機與高陽公主的相遇地,很難出現在隱秘的角落,至少也是在寺廟或者是房氏府邸。而《新唐書》與《資治通鑒》的記載,公主是在打獵時與辯機相遇且茍合的,那麼這裡面的問題就很大瞭。
公主外出打獵的地方,要麼是長安城外的郊區,要麼就是高陽公主的封地。辯機不可能出現在郊區,更不可能出現在公主的封地,歷來王公大臣的封地都是禁地,那麼他們又從何相遇呢?
第二點在於,高陽公主與辯機即便是相遇,存在一見鐘情的邏輯因素也不明朗。他們年齡相差巨大,而且身份截然不同,如何能夠產生這樣的情愫呢?辯機在唐貞觀十九年就進入玄奘的譯場,而公主在貞觀十六年出嫁,房玄齡在貞觀二十二年去世,唐太宗在隨後一年便去世瞭。從時間點上來看,高陽公主能夠與辯機產生聯系的最多時間,最多不過五六年。
貞觀十六年,高陽公主剛剛13歲,而辯機已經28歲瞭,這兩個人的愛情究竟是因何而起的呢?
辯機是佛教歷史上的高僧,中國歷代的佛學傢對他都是比較尊重的,而且玄奘本人也非常器重這個弟子。著名的《大唐西域記》就是玄奘口述,由辯機執筆完成的,而玄奘西行發心求取的《瑜伽師地論》,也是由辯機完成瞭大部分的翻譯工作的。筆者很難想象,這樣一個高僧會在28歲的時候與一個少女產生愛情,而且高陽公主這個人素日囂張跋扈,她如何能夠看得上辯機也是一個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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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很多筆記小說寫“辯機俊美異常”,筆者以為這或許隻是後人的附會,至今沒有任何史料從正面描述過辯機的容貌。反而是南山律宗的祖師道宣對辯機十分贊賞,在辯機死後,道宣大師盛贊瞭辯機在弘福寺的譯經工作,“《大菩薩藏經》二十卷,餘為執筆,並刪綴詞理,其經……微有餘隙,又出《西域傳》一十二卷,沙門辯機,親受時事,連紕前後”。大傢要清楚的是,道宣是律宗的高僧,他對於持戒是相當看重的,辯機假設真的犯瞭色戒的話,他的評價不會這麼高。
除此之外,許敬宗在《瑜伽師地論後序》中也盛贊瞭辯機,“《攝決擇分》,凡三十卷,大總持寺沙門辯機,受旨證文……臣許敬宗,奉詔監閱……僧徒並戒行圓深,道業貞固。”這篇序文是呈給唐太宗李世民親自過目的,許敬宗不可能誇贊一個私德有虧的和尚,這簡直就是給自己找事情。辯機是玄奘僧徒中九位“綴文大德”之一,他的德行和持戒是受到長安僧團認可的,他與高陽公主發生私情的可能性在筆者看來,接近於零。
第三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那就是房玄齡去世後的一年多時間內,史書上的記載出現瞭大量無法自圓其說的矛盾,這些矛盾事件甚至延伸到瞭唐太宗去世後的唐高宗永徽年間。
房玄齡去世之前,還表示瞭自己對國傢未來的擔憂,這使得唐太宗十分感動:“謂玄齡子婦高陽公主曰:'此人危惙如此,尚能憂我國傢。'”他對高陽公主說,房玄齡這個人都病成這樣瞭,還對國傢的未來如此關註,真的是難得啊!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唐太宗對高陽公主的態度與平常一樣,沒有任何失寵的跡象。
《舊唐書》中的這段話,也被收錄到《新唐書》和《資治通鑒》中,但後者又說唐太宗發現辯機與高陽有染之後,腰斬瞭辯機。房玄齡去世一年多後,唐太宗就駕崩瞭,那麼唐太宗是何時發現並處理辯機與高陽公主的事情的呢?此時的唐太宗身患重病且自顧不暇,他既要囑咐自己的後事,又要處理自己愛女的這些破事,那他在臨終前的一年可真夠忙的!
更為重要的是,唐高宗李治永徽三年,房玄齡墓碑上便刻下瞭唐太宗的這句話:“此人危惙如此,尚能憂我國傢”,以作為傢族的榮耀,而高陽公主也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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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唐高宗李治與高陽公主並非同母所生,難道他也要偏愛高陽公主嗎?更為重要的是,房玄齡去世三年後,高陽公主被李治封為瞭長公主(見《舊唐書》),高陽若是與辯機有染的話,如何能獲得如此兩項榮耀呢?如此看來,高陽與辯機之事暴露應當在永徽三年之後,但《新唐書》與《資治通鑒》言之鑿鑿地宣傳辯機是被唐太宗腰斬的,這一個矛盾才是高陽與辯機風月傳說中最難以自圓其說的。
除此之外,《新唐書》和《資治通鑒》說:“玄齡卒,主導遺愛異貲,既而反譖之,遺直自言,帝痛讓主,乃免。自是稍疏。”說是房玄齡的兒子房遺愛爭奪房遺直的爵位,高陽公主也參與其中,於是受到瞭李世民的疏遠。但《舊唐書》記載,房遺愛此時已經做到瞭太府卿的職位,掌管的是金帛財帑這樣的肥差,他與自己的兄弟爭遺產的動機在哪裡呢?而且高陽公主是皇帝最寵愛的公主,高陽公主似乎犯不上與丈夫去爭那點財產,此類漏洞在《新唐書》中比比皆是。
除瞭以上這些無法自圓的漏洞之外,還有很多細節方面的東西,也佐證瞭高陽與辯機是不可能有染的。比如,辯機在進入玄奘譯場之前,幾乎沒有單獨與高陽接觸的機會,而在進入玄奘譯場之後,則更不可能有時間與高陽相處。玄奘譯場人數多達上萬,而且任務相當繁重,“至三更暫眠,五更復起,讀誦梵本,朱點次第”,辯機莫非也學會瞭“時間管理”的方法嗎?同時,玄奘的譯場有大量的重兵把守,一般人是進不來也出不去的。
那這裡又出現瞭一個問題,到底是何方神聖,能夠潛入玄奘譯場偷盜呢?這個盜賊面對價值連城的舍利、金銀佛像以及奇珍異寶不動心,偏偏去偷辯機和尚僧房內的“禦枕”?這恐怕說不過去吧,這簡直就是個非主流的笨賊。而且,審查小偷的官員如何知道那是高陽公主的神枕?莫非高陽公開贈與辯機?那此事不等到兩人東窗事發,必定會傳得沸沸揚揚。這在邏輯上也是說不通的。
更為重要的是,唐太宗在這一事件中也過於低智瞭,僅僅憑一個枕頭,就斷定自己的女兒與和尚有染?這又不是什麼露臉的事情,“傢醜不可外揚”,他難道就不需要仔細調查嗎?還有一個硬傷就是,按照唐朝的法律,通奸根本不是死罪,更不可能被腰斬。(《唐律疏議·雜律》)
這類的漏洞還有很多,比如幾乎與歐陽修和司馬光同時期的《太平禦覽》,就沒有記載辯機與高陽的風月之事。而《資治通鑒》的作者司馬光,竟然壓根都沒有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玄奘,這是不正常的事情。歐陽修在北宋被譽為“韓愈第二”,不僅僅在於他引領瞭文壇的一代風氣,還在於他與韓愈一樣,是一個堅定不移的“反佛者”。總體而言,《舊唐書》在史學上的價值不如《舊唐書》,而《資治通鑒》同樣夾帶瞭司馬光個人的私貨。
關於辯機和高陽公主的那樁風月案件,筆者認為虛假的可能性較大,但古往今來無數的文學和戲劇作品,已經將其演繹成為瞭種種的傳奇,筆者對於這類作品也隻能保持中立態度。但站在一個學佛者的角度來講,筆者認為辯機之所以被牽扯入這樁烏龍案件中,與他十分詭異的死亡有很大的關系。辯機到底是怎麼死的?歷代的史料都沒有給出答案,這幾乎成瞭一個無法解釋的謎團,也正是這層原因使得辯機和尚蒙上瞭一層神秘色彩。
但毫無疑問,辯機的去世給玄奘帶來瞭沉重的打擊,作為玄奘最出色的弟子之一,玄奘將平生兩部最重要的作品都交給他負責——《大唐西域記》和《瑜伽師地論》,可見玄奘本人對他的重視。斯人已逝,筆者認為我們應當嘴下留情,不要人雲亦雲地誹謗乃至戲謔這位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而是應當站在理性與公正的角度去看待關於辯機的種種傳說。千百年來,辯機和尚被譏諷為淫僧、惡僧而受到世人的嘲諷,筆者以為此種風氣可以休矣!
風韻高朗,文采斐然,一代名僧,綴文大德。謹以此文緬懷大唐傳奇僧侶辯機和尚,或許對於他來說,毀譽已經不再重要瞭。雲在青天水在瓶,南無阿彌佗佛!